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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土木堡之变  

2015-02-08 14:54:41|  分类: 军事动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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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449年,明朝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三日一大早,河北境内,一大队人马正由宣府(今河北宣化)向明京师北京方向进发。这是一支明朝的军队,人数众多,将近五十万,旌旗蔽日,刀戈耀眼,声势极大。然而,这些明朝士兵看起来相当疲惫沮丧,似乎不但饱经风雨,更还有几分逃难的模样儿。
  宣府镇占冀州地,秦汉为上谷郡;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后,属辽国;金灭辽后,属金国;元朝时,属中书省上都路;明朝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属京师万全都指挥使司。
  宣府还是九边中最为重要的边防重镇。明朝建国之初,元朝残余势力远走大漠,为了防御蒙古的南下侵扰,明朝廷沿长城一带建立了九个边防重镇,即历史上所谓的“九边”,包括: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总共驻守有四十万军队。九边之设,使明朝北部边塞形成一条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广袤万里、烽堠相望、卫所互联的北方防线。九边之中,以宣府最为冲要,故有“九边冲要数宣府”之称(古时将府州县分为四等,重要关隘和要道边城称为“冲要”,列为第一等)。宣府的战略地位由此可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宣府镇更成为拱卫京师、防御蒙古军队南下侵略的咽喉要地。明人程道生在《九边图考》中称:“宣府山川纠纷,地险而狭,分屯建将倍于他镇,是以气势完固号称易守,然去京师不四百里,锁钥所寄,要害可知。”

     正因为宣府的关键位置,这一带曾经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据史书记载,仅明朝一代,宣府周边就发生较大战事五十余次。不过,自明朝建国以来,宣府一带便“不置府县,只遣将率士守护”,最初的居民早就被大规模地迁移到居庸关内,宣府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为屯兵驻军的军事用地,广阔土地上少有耕地面积,水草肥沃处,均成为明军的牧场,用来养马放牧。只是,现在奔走在宣府土地上的明军,全然没有在自己家园的那种悠然,而只有惶然、惊恐清晰地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有谁会相信呢,在这支声势巨大却又狼狈不堪的军队中,竟然就有堂堂大明帝国的天子——明朝英宗皇帝朱祁镇(英宗为他死后庙号,本书中按照惯例一律采用庙号来称呼皇帝,特意说明),而英宗身边的扈从人员无一不是当时声震天下的名臣,如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音yě,同野)、户部尚书王佐、大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副都御史邓棨等等。

  马车中的英宗朱祁镇虽然不像外面的士兵那般狼狈,但明显的兴致不高,这与他年轻而略显稚气的面貌很不相符。他觉得总有什么不知名的缘由,令他心中莫名其妙地恐慌。车里显得愈发憋闷起来,英宗忍不住掀开了车帘。随侍在车旁的大宦官王振立即会意地上前,安慰道:“陛下请放心,臣已经安排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我军兵强人众,谅瓦剌不敢追来。”年轻的英宗这才松了口气,稍觉安慰。他自孩童起就与王振在一起,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君臣之礼。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一天,将成为朱祁镇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天。

  就在英宗朱祁镇一行急着赶路的时候,蒙古瓦剌(音la,同辣,清人称瓦剌为厄鲁特或额鲁特,或卫拉特)军队闻风追袭而来。英宗朱祁镇听到消息,惊慌失措,下令急退。英宗此时早已经忘记了,他这次率五十万大军出关,目的就是为了御驾亲征,与蒙古人金戈铁马地奋战一场,尝尝建功立业的感受,只可惜,出师未捷。

  明军后卫恭顺伯吴克忠(蒙古人,原名答兰)和都督吴克勤(蒙古人,吴克忠三弟)部负责断后拒敌。吴克忠部经历了长途辗转跋涉,早已经饥渴交加,疲惫不堪,士气极为低落,匆忙之间与追击而来的瓦剌主力交战。最可笑的是,大部分明军竟然不能熟练使用自己的兵器。

  
  
明朝军队长期屯田,兵器残破。此次出征前,英宗下令临时从武库中拿出八十万件兵器分给士卒,连平时存于库房中舍不得使用的先进火器也拿了出来,配给军队。火器是对付骑兵的有利武器。明成祖朱棣在与蒙古的战争中,曾经充分展示了明军火器的优势。他所组建的神机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独立枪炮部队,明军所使用的神机铳,每矢可毙敌二人。然而,对随同英宗出征的明军而言,他们从来没有练习过如何使用火器,仓促之中难以发挥。尽管吴克忠奋力鼓舞士气,督促战斗,瓦剌骑兵还是很快占据了山顶,取得地利之便。瓦剌军箭石乱发,明军官兵死伤大半,队伍开始溃散。吴克忠下马跪射瓦剌军,射完最后一支箭后被瓦剌军重重包围,他丝毫不惧,依旧奋勇杀敌,用短枪格杀数十人。最后,吴克忠、吴克勤兄弟均力尽战死,担任后卫的明军全军覆没。

  [火药是古代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是武器发射的能源。唐代末年开始用于军事。自宋太祖开宝年间,军队已经开始进行火药武器的实验和制作。宋咸平三年(1000年),第一个千禧年的九月份,宋军的火药武器终于研制成功,神卫水军队长唐福向宋真宗献上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威力惊人。后来,又有冀州团练使石普献上了他自己制造的火箭、火球,并在皇宫中为皇帝作了示范表演。火枪在元朝和明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戚继光在抗倭时便使用了大量火器。令人遗憾的是,一度拥有领先火器的国度,却在“刀马娴熟”的满清统治下,完全丧失了武器优势,导致近代被动挨打的局面。]

  
败报飞至,英宗朱祁镇大惊失色,又派成国公朱勇(靖难功臣朱能之后)、永顺伯薛绶率明军三万余,前去救援。朱勇、薛绶求战心切,冒险进军至鹞儿岭(今涿鹿的西北四十里),结果陷入瓦剌的埋伏。明军猝不及防,仓促抵挡一阵后,全军溃散。

  明军主帅薛绶战到弦断矢尽,仍用空弓顽强抗击敌军。薛绶,蒙古人,原名寿童。瓦剌军恼怒他顽强抵抗,将他残酷地支解杀死。之后知道薛绶原来是蒙古人,杀死他的瓦剌军哭道:“此吾同类,宜勇健若此。”(《明史·卷一百五十六·薛斌传》)(注:薛斌为薛绶父,原名脱欢)朱勇、薛绶相继战死后,近四万明军骑兵几乎全部损失。

  英宗朱祁镇听到两军相继败亡的消息后,吓得魂飞魄散,先前亲征时要与敌军决一死战的勇气全无,下令全军急速逃跑。此时,追袭的蒙古瓦剌军队不过二万,而明军却有几十万,实力对比悬殊,而占有优势的一方竟然要奋力逃跑,实在是历史上少见的咄咄怪事。

   傍晚时分,逃跑的明军大队人马到达土木堡。土木堡西面是鸡鸣驿,北面是麻峪口,均为重要驿站,明军驻有重兵把守。而土木堡东面二十里,便是怀来城,城深墙厚,有明军总兵官驻扎。明大军若是继续行军,往东南便是居庸关。居庸关地形极为险要,明朝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对居庸关进行重点修缮,与长城连接在一起,成为京师北面最重要的军事要地。只要大军过了居庸关关墙,凭借雄关据守,便可高枕无忧,绝对安全。
  土木堡四个方向的战略要地,英宗朱祁镇随便选择一处前往,都可以延缓瓦剌军的追击。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在王振的强烈建议下,明军大队人马选择了驻扎在土木堡。
  再来看看土木堡的位置和地形。明朝初年,明王朝为了加强和巩固长城的防务,除了派驻重兵守卫,还从山西一带迁移大量的民众到长城沿线,一方面开荒垦田,另一方面修筑大量的城堡。这些城堡大都建在长城以内的重要关口和谷地,成为守卫长城的军事重镇。为数众多的城堡则与长城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土木堡便是明代在宣府地区建立的众多城堡之一,是当时宣府通向居庸关的重要驿站,修设于交通咽喉之地:南封妫水流域,北锁怀(来)赤(城)交通,西扼漠北要道,东拱京畿门户,堪称冲要之所。土木堡紧挨着狼山,周围百里范围内,群峰耸立,地势险要。不过,作为一个城堡而言,倘若没有即将到来的这场著名的战役,它或许至今仍旧默默无闻。
  从地图上看,土木堡呈帆船状,长三里,中间狭窄,里面少井,饮用水不够,是绝对容纳不下五十万大军的。十分可惜的是,英宗朱祁镇倚为重要谋臣的王振没有任何军事眼光。毕竟,他只是个弄权的宦官。不仅如此,王振之所以要坚决停留在土木堡,完全是因为个人的私心——他私人的一千余辆辎重车还在后面,没有赶上大队人马。辎重中有不少奇珍异宝,都是这次出征过程中沿途官员进献的,他担心会落入蒙古瓦剌军队的手中,那他的损失可就大了。事实证明,王振这为了一己之私的决定,导致他损失得更多。
  此时,随从的文武官员都强烈建议英宗朱祁镇赶快退到怀来县城,固城自守,不要在土木堡久留。英宗朱祁镇没有任何主见,一切听从王振的安排,大臣们均被王振斥退。王振不过是一个宦官,竟然能左右皇帝的决定,他是如何能做到这点,后面专门谈到宦官时再做介绍。

    六十五岁的兵部尚书邝埜心急如焚,急上奏章,请英宗车驾速入居庸关,同时发精兵殿后。结果,奏章被王振扣住,英宗根本就没有看见。邝埜情急之下,又亲自到行殿求见英宗,力请皇帝入关。王振挡住他,喝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明史·卷一百六十七·邝埜传》)邝埜回答说:“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王振大怒,高声喊叫侍卫,将白发苍苍的邝埜拉扯了出去。

  邝埜堂堂兵部尚书,为大明朝廷最高军事长官,却被一个宦官赶了出来,自然十分愤怒,但也无可奈何。王振虽说只是一个宦官,却是明朝建国以来权力最大的宦官,把持朝政已有多年。朝野上下,无不对王振切齿痛恨,却因为英宗朱祁镇对其极度宠幸,而对其没有任何办法。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拿王振没有办法。此刻,英宗的随从大臣中,以英国公张辅地位最尊,声望也最高。邝埜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去找这位四朝元老,请他出面来制衡王振。

  英国公张辅的父亲张玉,还在元朝统治中原时期,就已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担任元朝的枢密知院,相当于军政最高长官。元朝败走大漠后,张玉“从走漠北”(《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张玉传》),跟随蒙古皇室在大漠中生活了十八年,但他思念故土,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摒弃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万里来归,投在当时驻守北平(即北京)的燕王朱棣麾下,从五品的副千户干起,逐渐变成朱棣手下最得力的大将。燕王朱棣后来发动靖难之役,得以成大事,最大的功臣便是谋士姚广孝(即道衍和尚)和武将张玉。然而,张玉“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东昌一战中为了救护朱棣而英勇战死。东昌之战也是朱棣一生中最惨痛的失败。当时朱棣被南军(明惠帝朱允炆的军队)重重围住,左冲右击,始终冲不出敌阵。朱棣手下大将朱能闻讯带着蒙古骑兵前来营救,奋力死斗,杀开一条血路,终于冲进了南军,保护朱棣冲出敌阵。而张玉并不知道朱棣已经脱险,也率军冲入敌阵去营救朱棣。因寡不敌众,格杀数十人后,战死在南军阵中,时年五十八岁。朱棣痛极而泣,登上皇位后,追赠张玉为荣国公,后加封为河间王。

  张辅便是张玉的长子,但他的显贵,却不是沾了父亲的光,而是全凭自己的才干。张辅自幼追随父亲张玉于军中,久历战阵,智勇双全,是靖难功臣中少有的优秀青年将领。朱棣即位后,封张辅侯安伯,禄千石;永乐三年(1405年)进封新城侯,加禄三百石。而张辅一生中最显赫的功绩则是在征安南(今越南,又称交阯)的战场上。

        安南在汉唐时为中国的一部分,五代时独立,名义上仍然是中国的属国。明朝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还册封过安南国王陈氏,此后,凡是新王登基,均需要得到明朝廷的正式认可。到了永乐一朝,安南内讧加剧,安南原来的国王陈氏一族被灭,胡氏上台,明成祖朱棣便顺水推舟,正式承认了新国王胡汉苍的地位。不料,平地风云再起,前国王陈日烜之孙陈天平辗转来到明朝,向明成祖朱棣哭诉,说:“贼臣侵思明府,夺其土地,究其本心,实欲抗衡上国。暴征横敛,酷法淫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陛下德配天地,亿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兴灭继绝,此远夷之望,微臣之大愿也。”这一番话,声情并茂,深深打动了明成祖朱棣,但朱棣还不能确认陈天平的真正身份,于是将其安顿下来,等安南国王胡汉苍派使者来朝贺时,将陈天平也叫了出来。安南使者“皆错愕,或有下拜者”,由此,陈天平的王嗣身份已经无可怀疑。明成祖朱棣最终决定帮助陈天平复国,先派人谴责安南国王胡汉苍。不料胡汉苍诚恳上书,表示愿意将王位让回给陈天平,朱棣信以为真,派人护送陈天平回国。胡汉苍预先设下伏兵,在护送明军的眼皮子底下,杀死了陈天平。明成祖朱棣被彻底激怒,决定派兵讨伐安南。当时明军由名将张辅领兵,安南遂平,明朝廷改安南为交阯布政使司,在安南正式建衙,并派人管理。

  [永乐时期,明军兵锋极健,安南慑于张辅的威名虽然重新归附了明朝,但由于历史渊源,安南民心不附,之后几乎没有断过兵燹,战争绵延长达三十年之久。这极大地牵制了明朝的军事力量,巨大的军费开支也成为明朝廷的沉重负担。到了明宣宗朱瞻基即位时,安南问题日趋严重,明朝军队不断在安南遭到败绩,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最终决定放弃安南,彻底扔掉这个历史包袱。此举在当时曾引起巨大争议,反对者不在少数。但其实为休兵养民之举,节省了大批人力财力,减轻了明朝人民的负担。]

  张辅四征安南时,成祖朱棣赐宴奉天殿,亲自作赋《平安南歌》,张辅进封英国公,岁禄三千石。朱棣长子朱高炽即位为明仁宗后,命张辅掌中军都督府事,加官太师,威震中外。仁宗朱高炽在位期间,任用贤良,轻刑薄役,核查冤狱。“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但是仁宗仅做了九个月的皇帝就病死在钦安殿。皇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即历史上著名的“蟋蟀天子”。

  宣德元年(1426年),宣宗朱瞻基的叔父汉王朱高煦(成祖朱棣第二子)预备谋反。朱高煦与英国公张辅曾经在靖难之役共同出生入死,交情匪浅。叛乱之前,朱高煦派亲信枚青秘密入京,笼络英国公张辅为内应。结果,张辅把枚青绑起来送入朝中,并向宣宗请求,由自己亲自率兵平叛。宣德元年(1426年)秋八月,宣宗朱瞻基亲自出征,张辅跟随军中指挥作战。在强大的攻势和心理压力下,朱高煦被迫出城投降,乱事遂平。张辅因功加禄三百石,朝夕侍奉皇帝左右,谋划军国大事,手握重兵,威名益盛。宣德四年(1429年),进阶光禄大夫左柱国。

   宣宗一朝,人才济济,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音jian,同剪)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因而政治较为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经济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这也是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的极盛时期。

  可惜的是,宣宗只做了十年皇帝就病死了,皇太子朱祁镇即位为明英宗。当时,吏部尚书蹇义已经死去,功勋旧臣除了“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外,资格最老、地位最尊的就是英国公张辅。因此,张辅倍受重用,凡是军国大事,重要政务,很多时候都由他来裁决。英宗朱祁镇为太子时,宦官王振朝夕侍侧。英宗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太监,并且尊称他为“先生”。王振逐渐大权在握,专擅朝政,飞扬跋扈,不少文武大臣都惧怕他。只有英国公张辅因名尊位崇,不把王振放在眼里,敢与其据理以争。这使王振对张辅恨之入骨,后来找了个机会弹劾张辅,将他抓了起来。但因张辅是历朝勋旧,王振也不能奈之如何,只是命杖其二十,以此来折辱张辅。这杖刑便是廷杖,是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后面我们还会有专门的篇章论述。太皇太后张氏(仁宗皇帝朱高炽之皇后)听说后,急忙命令停杖,但是已经来不及。张辅被杖后,太皇太后张氏十分恼怒,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入见。当时英宗也在场,站立在东首,几名大臣站立在西首。太皇太后指着大臣对英宗道:“这几名大臣是先朝元老,受先帝之命辅佐你治理国家,一切国政应与他们共议。”告诫英宗不得再让王振干预国事,英宗表面答应,但是内心并不愿听从,反而更加宠信王振,致使政治日益腐败,军备逐渐废弛。

  经历被杖事件后,英国公张辅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倒不是因为他以元勋功臣之位受了皮肉之苦,而是他清楚地看到英宗的态度:在年轻的皇帝心中,他们这“五大臣”显然都远不及王振这个宦官“先生”重要。之后,“三杨”和太皇太后张氏相继去世,张辅更是独木难支。从此以后,他对王振的所作所为便是听之任之了。

  所以,当兵部尚书邝埜找上门来,说明要求张辅出面对付王振的来意后,张辅极感为难。除了年逾古稀、来日无多的原因之外,他还有另外一层顾虑。他已经七十五岁,原配所生的儿子早已经夭折,他六十七岁时,侍姬才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懋”。懋字有多种解释,张辅取“懋而允怀”之义,表示欣喜之意。这些年,张辅能制王振却无所作为,更多的是想到儿子张懋尚且年幼,倘若与王振结怨,一旦自己去世,王振势必会向自己的幼子报复。张辅驰骋沙场多年,凡事都是一意立决,此刻,却不由得扪胸长叹了。史书中对此记载道:“辅老矣,默默不敢言。”(《明史·卷一百五十四·张辅传》)

  邝埜见到张辅如此神态,多少也明白几分,只好悻悻退出。他既无法见到英宗,又请不动英国公张辅,别无它法可想,只能与户部尚书王佐等其他官员聚泣帐中。这几名帝国重臣心中百般复杂滋味,有愤怒,有懊恼,也有悔恨。就在此次出征前,内阁大学士曹鼐曾与部分大臣密谋,计划先暗杀王振,再劝阻英宗出征,但群臣惧怕王振的权势,无人敢响应曹鼐的建议,以致其谋难以实行,事到如今,真是悔不当初。

   邝埜等人已经隐隐预料到即将有恶战到来,这一点,英国公张辅也预料到了。但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即将到来的不幸大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但震动了天下,还几乎动摇了大明王朝的国本。
  当夜,明朝大军布营在土木堡,人困马乏,士气低落。英宗朱祁镇一行,则留驻在土木堡狼山上。
  八月十四黎明时分,蒙古瓦剌军分数路包抄过来,将土木堡团团围住。英宗朱祁镇一觉醒来,还想继续行进,这才发现瓦剌军已经从四面合围土木堡,明军撤退已经来不及了。更不幸的消息还在后面,明军饮用水不够,不得不掘地挖井,然而土木堡地势高,天气旱,一直往地下挖了二丈多,依然不见一滴水。而土木堡南面十五里有一条河,水道已经被瓦剌军队占据。明军经过长途转战,人困马乏,又饥又渴,人心慌恐,一片混乱。
  八月十四晚,瓦剌军开始从土木堡旁的麻谷口进攻,明都指挥郭懋率众奋力抵挡,拒战一夜。但随着时间流逝,后继的瓦剌军不断赶到,围困土木堡的瓦剌军愈来愈多,明军更加处于不利的形势。
  次日,为中原传统的中秋佳节,英宗不但不能与家人团聚,还在胆战心惊中度过。瓦剌军见强攻不能很快奏效,便假装撤退,希望能诱出明军交战。这时,明军已断水两天,兵马饥渴难熬。英宗朱祁镇见瓦剌军开始撤退,立即派出使臣,前往瓦剌军营讲和。瓦剌军统帅索性将计就计,也派使臣持文书来明军营交涉,假装同意与明军讲和。英宗不辨真伪,立即命内阁大学士曹鼐起草讲和的文书,派出通事二人,随瓦剌使臣一同前往瓦剌军营。
  此时,王振天真地以为议和将成,便迫不及待地下令明军拔营,前往堡南的河里取水。明军士兵正饥渴交加,听到移营的命令后,立即争先恐后,纷纷跳越营边壕堑而出,阵势由此大乱。一直在暗中窥探的瓦剌军见有机可乘,立即派铁骑从四面向明军冲击过来,蹂阵而入,如虎入羊群,一边大声呼啸,横冲直闯,奋长刀猛砍明军,一边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明军猝不及防,全线崩溃。明士兵们弃甲曳兵,争先逃窜,互相拥挤践踏,一发不可收拾,死者蔽野塞川。
  箭矢如雨般密集,英宗朱祁镇身边的御营禁卫军浑身中箭,像刺猬一样。这些箭镞中,应该大多数都是王振过去以高价卖给瓦剌的。英宗急忙与亲兵乘马突围,却始终不得其便。他见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惊慌失措下不知所为,干脆下马据地,盘腿而南坐。身边只有一个叫喜宁的心腹太监。

这时候,一个瓦剌兵过来,见英宗朱祁镇的盔甲与众不同,闪亮耀眼,要强夺下来。英宗朱祁镇自然不给。那瓦剌兵大怒,便要杀死英宗。刚好一个年长的瓦剌头目过来,说:“此人态度异常,看来非同凡人。”于是将英宗朱祁镇擒送到瓦剌首领赛刊王(也先之弟)营中。赛刊王盘问英宗时,英宗反问道:“子其也先乎?其伯颜帖睦儿乎?赛刊王乎?大同王乎?”(明·杨铭《正统北狩事迹》)赛刊王听到后大为吃惊,急忙骑马去见也先,说:“我的部下抓来一人,态度非常奇怪。可能就是大明天子。”也先召来之前前来议和的两名明朝使者前去查证,这才知道俘虏确实是大明朝的皇帝,给了瓦剌一个大大的惊喜。
  之后,英宗身边的心腹太监喜宁(本为蒙古人)投降,将明朝内部虚实情况完全告诉给瓦剌首领也先。此人后来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
  在混战时,英宗扈从大臣如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娶英宗祖父仁宗朱高炽长女嘉兴公主)、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刑部侍郎丁铉、工部侍郎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五十多名文武重臣,都死在乱军厮杀中。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极少数人趁乱侥幸逃出。杨善这个人,后面还有精彩好戏上演。
  而公认的罪魁祸首王振,没有死在敌人手中,而是被自己人所杀。两军交战的混乱中,王振惊慌失措,往日的意气风发荡然无存。逃跑的过程中,王振刚好遇到明护卫将军樊忠。樊忠正满腔怒火,一见王振就怒道:“皇上遭此危难,都是王振一人主使,即如将士伤亡,生灵涂炭,亦何一不自他闯祸?吾为天下诛此贼!”(《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说罢用手中长锤击中王振的头部,王振当场身死。王振的兄弟王林也死在乱军之中。
  尽管“国贼”王振被杀,人心大快,明军的败局依旧不可避免。樊忠冲向敌军,杀敌数十人,最后也力战身亡。
  明军士兵四处奔逃,逾山坠谷,连日饥饿,蓬发赤身,弃尸数百里,惨不忍睹。明军“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皇帝被俘虏,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数月后,明军打扫土木堡一带战场,捡拾瓦剌军队无法带走的明军头盔就有九千多顶,甲五千多领,神枪一万一千多把,神铳火器二千八百多个,炮八百个,火药十八桶,可见此战明军损失之惨重。

 此战中,明军以五十万大军对抗追袭的两万余瓦剌军,竟致全军覆没,实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偶发事件,既有战略的失误,又有战术的失策。而土木之变还有更严重的后果,明军精锐毁于一旦,勇将重臣多人战死,英宗朱祁镇被俘,朝野上下震动,明王朝遭遇到自建国以来从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土木堡之变被明朝廷视为奇耻大辱,成为明朝历史上的转折点,在此以后,直接出击蒙古被认为是危险的、不明智的,所以促成了明后期调整边防政策,并开始大规模地修建万里长城。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也是修建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工程最坚固、设备最为完善的长城。它东起辽东的鸭绿江畔,西至甘肃的嘉峪关旁,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九省、市、自治区,全长六千三百多公里。它穿过莽莽荒原,逾越茫茫沙漠,奔向皑皑雪山,犹如一条巨龙舞动在中国北方辽阔的大地上。有人计算过,如果将明朝修筑长城的砖石、土方,用来修筑一道五米高、一米厚的大墙,可绕地球一周有余。
  在土木堡事变之前,为了防御北方边患,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对已经破烂不堪的长城开始进行补修,明惠帝朱允炆时,修筑了山西大同境内的长城,又称之为“极边”;明成祖永乐十年,“敕边将治壕垣,自长安岭堡迤西,至洗马林,皆筑石垣,深壕堑,以固防御”;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之前,从河北龙关经独石口至蓟县北,修筑了墩台、烟墩二十二座,用来加强瞭望警戒。不过,这些基本上还是修修补补的工程。
  土木堡事变后,明朝廷开始大规模地修筑长城。明宪宗成化三年时(1467年),明朝廷发动军队和民伕,对东起山海关西至雁门关一段长城进行了全面修筑,将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居庸关、倒马关等连接了起来,防止蒙古利用空隙山坡小径渗透入关。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年),负责陕北边防的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发动军民修建了东起清水营(今陕西神木县东北),西到花马池(今宁夏盐池)长约一千七百多里的长城和十一个城堡,以及上百个烽火台。工程十分浩大,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明武宗正德年间,修筑宣府镇及大同镇所管辖的长城一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明穆宗隆庆年间,名将戚继光担任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军务总管时,组织人力,花费三年时间,重修从山海关到昌平的长城线,修筑敌台一千零七座。从此,明朝廷的北部边防得到大大加强。

 

 可以说,在明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和巩固。明朝长城是一项伟大浩瀚的工程,工程之大,自秦皇、汉武之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之相比。明朝的工程技术较之从前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结构更加坚固,防御的作用也大大增强了。可以说,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修筑的万里长城,在秦始皇手中连成了一气,但一直到明朝才算完成。今人所看到的气魄宏大的长城,正是明朝长城的遗迹。
  令人遗憾的是,明朝廷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万里长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这一现象并非人力因素,而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军事制度和战略思想决定的。仅从军事的角度来说,明朝需要守卫长逾万里的边防线,军力不可避免地被分散,而蒙古军队通常是突袭而至,攻其不备。由于当时通讯手段有限,明军即使能够做到常备不懈、居安思危,也不能准确地预料蒙古军队攻击的时间、地点,因而对规模较大的突然袭击难以有效阻挡和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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