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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鲁迅与藤野严九郎的故事  

2017-02-19 11:46:09|  分类: 中国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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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藤野严九郎的故事




 本文根据日本福井县芦原町与芦原教育委员会编写的《鲁迅与藤野严九郎》一书编译,该书讲述了百年前鲁迅与藤野严九郎的师生之情,以及藤野严九郎对鲁迅走上文学之路的影响,首次披露了不少新的史料。

  1983年,鲁迅故乡绍兴市与藤野严九郎故乡芦原町结为友好城市,开始了频繁的交流,鲁迅与藤野严九郎的故事,也在中日人民之间广为传诵。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笔者谨撰此文,以飨鲁迅研究专家及鲁迅作品爱好者。

  一辈子的师生情

  1904年9月13日下午,中国留学生周树人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阶梯教室与解剖学教授藤野先生初次相遇。

  藤野先生的讲课从日本解剖学的历史开始。他说话有家乡福井县的口音,周树人是在东京学习日语的,所以听上去有些不习惯,但却觉得很亲切。他后来在散文《藤野先生》中,也多次说到藤野先生说话的音调起伏很大。

  几天以后,周树人被藤野先生叫住了,他要求周树人将课堂笔记给他看。两三天后,笔记本还回来了,周树人打开一看,心中充满惊奇与感激。只见听课笔记中文字与图表的错误,藤野先生都用红墨水作了详尽细致的订正。这种悉心指导在周树人上藤野先生的课以后一直持续着,而两个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这次相遇,对周树人未来的道路有很大的影响。

  周树人在藤野先生的关怀下愉快地学习。一年级结束时,他顺利通过考试,可以升入二年级。但这期间却发生了一起对他打击很大的事件。

  细菌学教授中川对自己在德国买来的幻灯机很得意,就在课堂上用幻灯机放映细菌的形状。讲课时间一过,中川放映了取材于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其中的一个场景使周树人深感震撼。这是中国人被当作俄国人间谍处决的场面。行刑场面的残酷不用说,对于周树人来说,更不能忍受的是周围注视这残酷情景的中国人居然没有任何表情。

  他忽然觉得仅仅身体强壮但精神麻木的国民也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与其学习医学强健中国人的身体,不如启蒙中国人的精神。由此一想,周树人决心从仙台医专退学,学习文学。

  决心走上文学道路的周树人向藤野先生提出要从仙台医专退学。被问到原因时,周树人没有让藤野先生知道真实情况的勇气,就说想去学习生物学。藤野先生很失望,就对周树人说,为医学而传授的解剖学大概对学习生物学起不到什么作用吧。分别时,藤野先生赠给周树人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惜别 藤野 谨呈周君”。

  1909年,周树人回到中国,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始了他作为教师的生活。后来,他又回到家乡绍兴继续担任教师。

  此时,新文学运动以杂志《新青年》作为舞台开展得轰轰烈烈。周树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并开始使用“鲁迅”这一笔名。鲁迅的笔名是用了母亲的姓,意思是:因为鲁钝,所以行动要快。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奠下了基础。

  1926年3月18日,北洋政府的士兵对奋起抗议进行示威游行的北京民众悍然开枪,造成数十人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事件”。

  “三·一八事件”后,当局对鲁迅发出了逮捕令,鲁迅只能去外国人的医院避难。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对自己的生平进行了回顾,完成了一系列自传体散文,《藤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篇。

  《藤野先生》是鲁迅对仙台时期生活的回忆。日清战争后,在日本的鲁迅身处蔑视中国与中国人的氛围中,深感愤怒与苦恼,为此,与向自己表示友好的藤野严九郎特别亲近。有一位学者说,《藤野先生》成为现在这样的面貌是后来的事情,据说当初该文是以写中国人的愤懑为主的。结果,文章几经推敲修改完善后,有关藤野严九郎的比重增大,成了将对藤野先生的回忆作为主题的作品。

  以《藤野先生》为首篇在《莽原》杂志上登载的一系列文章,后来以“朝花夕拾”为题结集出版。

  1931年,刚从大学毕业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增田涉从日本来上海学习。增田在上海的内山书店与鲁迅相识,从鲁迅那里听中国小说史的讲课。鲁迅对增田很厚爱,也许就是出于对藤野先生的报答。大约一年以后,鲁迅已对他进行单独授课。增田回国后,与鲁迅的书信往来一直没有停止。

  1934年,岩波书店计划在“岩波文库”收入鲁迅的作品,编成一册,并由诗人佐藤春夫与增田涉翻译。增田写信给鲁迅,问应当收入哪些作品,鲁迅回信说:都可以,只要你们觉得好就收;不过,只是希望能将《藤野先生》收入。这一意见被岩波书店接受了。1935年6月,“岩波文库”的《鲁迅选集》出版。

  这时候,藤野先生的儿子恒弥已经进入第四高等学校。该校由恒弥在福井中学时代的恩师菅好春担任国语与中文老师。菅教谕读《鲁迅选集》时,发现《藤野先生》说的就是藤野严九郎的故事,于是就通知了恒弥。

  如此一来,藤野先生才知道以前的中国留学生周树人已经成了作家鲁迅,并且将自己的故事写入了散文。

  友好城市的缔结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对鲁迅的仰慕与日俱增,藤野先生作为鲁迅的恩师也随之为人瞩目。

  1956年,鲁迅遗孀许广平女士为出席禁止原子弹世界大会初次来到日本。按预定计划,她在访问福井时要祭拜藤野先生的墓。可是,因为连日的欢迎活动导致过度疲劳,她只能委托鲁迅的密友内山完造代为祭拜。纪念馆珍藏着许广平寄给内山的信。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内山在藤野先生的墓前朗读了这封信。

  1960年,仙台建立了“鲁迅之碑”,并于第二年4月举行了揭幕式。受到该碑的启示,福井县于1964年在足羽山上建立了“惜别”碑,碑名就出自藤野先生赠鲁迅照片上的亲笔。1980年,在藤野先生出生地芦原下番,建立了由鲁迅儿子周海婴书写的“藤野严九郎碑”。因为有鲁迅与藤野先生的渊源关系,藤野先生的故乡芦原町与鲁迅的故乡绍兴市结为友好城市。


  藤野先生的旧居修复后,设立了藤野严九郎纪念馆与资料展示室,后来,更发展到建立了芦原国际交流中心。纪念馆建立以来,有来自日本与中国的很多人前来参观访问。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师生之情,给人们以深深的感动。

  藤野严九郎于1874年7月1日出生于敦贺县 (现福井县芦原町下番),祖上从江户时代初期开始,就在该地开业做医生。他的祖父与父亲以学习研究“兰学”著称。所谓“兰学”,是指在日本禁止与中国、荷兰以外的其他外国人来往及交易的江户时代,通过荷兰语学习西洋医学的学问,在江户时代的后期很兴盛。藤野先生家与“兰学”的渊源很深。他的祖父与父亲不指望子女飞黄腾达,只希望他们通过学到的新的医学知识为民众服务。


链接:

《藤野先生》原文


藤野先生

  鲁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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