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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日本战犯板垣征四郎侵华罪恶史  

2017-02-09 13:50:56|  分类: 历史记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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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犯板垣征四郎侵华罪恶史

在日本静冈县热海市的海滨,至今还留着一尊甲级战犯、原陆军大将松井石根捐资建造的“兴亚观音”菩萨像。在菩萨像旁,立着一座1959年建成的,由前首相吉田茂题字的“七士之碑”。这七名被日本少数人悼念的所谓“殉国之士”,就是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和板垣征四郎等甲级战犯。对这些战犯的滔天罪行,深受过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至今记忆犹新,而其中的板垣征四郎,更是参与侵华活动时间最长的主要战犯。让我们看一看他一生的罪恶历史,重温一下日本侵华史的惨痛篇章。


受“军神”训育
板垣征四郎1885年出生于日本岩手县的一个名门之家,父亲曾长期任郡长,祖父是原南部藩的一个汉学学者。板垣幼年丧母,主要由祖父母抚养教育,所以从小喜欢汉学。12岁入中学,语文写作成绩突出。这时在日本,因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获胜,举国掀起了一股扩张的狂热,少年板垣也被卷入这股狂潮而走上从军之路。日后,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变为征服和掠夺中国的贪欲和野心。
1899年板垣刚满14岁,就到仙台陆军幼年学校报名,开始因个子矮小不够标准,经军医通融才得以入校。学校的训育官大越兼吉,在日本陆军中以严格的军人教育著称,后来他在日俄战争中“壮烈无比地战死”,被尊为“军神”。板垣在校深受他的军国主义思想和作风的熏陶,毕业后还一直把大越作为崇拜的楷模。
军界的“中国通”
1906年板垣以中尉衔被派任天津驻屯步兵队附(日本官衔,意为助理)。驻天津两年,使他熟悉了中国的很多情况。1908年奉调回国,5年后以大尉中队长的身份考入陆军大学。当时在日本军界,能够发迹主要靠3项条件:学历、“闺阀”(裙带势力)和能力。1916年底板垣在陆军大学毕业,取得日军最高学府的学历;接着又和他崇拜的日本著名“军神”大越兼吉的女儿喜久子结了婚,有了好的姻缘关系;发迹所缺的条件,就是如何在军界展示自己的能力。这时的板垣,选择了从事侵华活动作为表现自己能力的舞台。
板垣因为较熟悉中国情况,毕业后很快被派往中国任参谋本部直属的谍报武官。1917年夏,他到了云南,利用和云南军阀唐继尧在士官学校的同学关系,比较及时并详细地掌握了中国西南的各种情报。一年半以后,他被调驻汉口,晋升为少佐。1921年板垣回国,为取得军内带兵的资历,短期担任了大队长(营长),随后又担任参谋本部支那课部员兼陆大教官。1924年夏,他以中佐衔被派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武官辅助官。次年1月,板垣与驻中国各地的武官冈村宁次中佐、酒井隆少佐、土肥原贤二中佐、铃木贞一大尉等聚集到一起,在使馆内举行了“在支谍报武官会议”。这伙少壮军官除了交流情报外,还相约结为“同志”,表示要共同实现“大陆之梦”。
1927年夏,板垣任驻济南武官。1928年升为大佐,担任第33联队(团)联队长,并调驻奉天。次年他又调任关东军司令部参谋。这时在日本军界,板垣已经以“中国通”而小有名气了。
板垣到关东军任职时,中国东北和日本国内都出现了新的形势。自他的前任—河本大作参谋炸死张作霖后,东北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日本垄断资本在东北的势力开始受到冲击。在日本国内,因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生产急剧下降,工农运动高涨,部分法西斯军人以冈村宁次和永田铁山等人为首组成“一夕会”,网罗佐级军官中的“英俊人物”。板垣也列名入会。当时,关于解决日本的贫困只能在满洲找出路的论调,正好迎合了“一夕会”向大陆扩张的愿望,所以板垣很快成为这伙法西斯军人中的一个众所瞩目的角色。
以武力并吞中国东北,实际上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皇室、财阀和军阀们的共同欲望。关东军在炸死张作霖时就已做好了出兵准备,可是因顾忌到英美的态度,天皇命令一直未下。在板垣任关东军参谋后,他和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结成搭档,两人率随员在全东北进行了两次“参谋旅行”。他们的“谋略”活动,一直得到军部头目们或明或暗的鼓励。1931年春,日本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剧,3月间板垣一度窜回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了一篇《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演讲,公开叫嚣“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这篇讲话马上被印成小册子广为传播,实际上成为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动员书。
板垣回到中国东北后,和石原等人详细制定了发动事变的具体计划。七八月间,“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相继发生,关东军在新任司令官本庄繁的指挥下,已秘密完成了行动准备。可是这时日本外务省得知了关东军即将采取行动,内阁中的文职官员担心,此举将会把日本拖入一场未准备好的战争,所以强烈要求军部制止。9月14日陆军三长官(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经过“研究”,派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少将到关东军传达“停止军事行动”的指示。可是建川本来就是板垣的同谋,在到达奉天前,建川的密友桥本欣五郎中佐即打电报通知板垣:“参谋本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对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参谋本部的意思本不想停止军事行动”。因此,9月18日下午建川乘火车抵达奉天时,板垣马上表示要先送他到一家高档旅馆休息并找好了陪伴的艺妓。建川也心领神会地表示要先睡觉,明天再谈公务。结果就在这天晚间,板垣按计划制造了柳条湖事件,以武力把所谓的“大陆之梦”付诸实施。
参与制造伪“满洲国”
9月18晚10时,在坐镇奉天的板垣指挥下,关东军工兵在城北柳条湖爆破了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原计划颠覆列车,诱使东北军出营,以此为借口发动进攻。可是由于爆破效果不好,列车未能颠覆,北大营内的东北军仍在睡觉而未出来。这时板垣既已下手,就下令标尺早已对准北大营的要塞炮开火,并指挥关东军向奉天城内进攻,同时又贼喊捉贼地用电话向故意呆在旅顺的本庄繁中将司令官报告,说东北军已炸毁了南满铁路,所以不得不出动部队。本庄繁先是装模作样地在电话中高声“责备”了板垣“擅自”行动,然后又下令关东军全部出动,并要求朝鲜军进入东北增援。由于东北军执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方针全部撤退,日军仅以2人死亡的代价就于19日晨全部占领奉天,至21日又占领了长春、安东(今丹东市)、吉林等主要城市。次年一二月间又继续推进,占领锦州和哈尔滨。
占领奉天后,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即召集了有板垣、石原和土肥原参加的会议,研究以什么形式统治这块新殖民地。会上,板垣提出一个赤裸裸的侵略提案:“将全满作为我国领土予以统辖占领”。以老奸巨滑称著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则提出方案:“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结果经关东军和日本政府研究决定,采纳土肥原的提案,并把溥仪拉来充当头号傀儡,板垣被指派具体操纵这幕“满蒙独立运动”的傀儡戏。
为了分散国际上对东北问题的注意力,11月间板垣电报给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少佐说:“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并送给田中及其情妇川岛芳子两万元活动费。于是,田中和川岛芳子在大肆挥霍之余,又收买流氓袭击日本僧人,以此为借口,挑起了“一·二八”事变。
1931年11月,一心想复辟清王朝的溥仪也被土肥原以实行帝制的许诺骗到东北。可是到达后,听到日本人只想让他充当“五族共和国”的“总统”或“执政”,气得要命,不肯就职。于是,板垣就以软硬兼施的手法逼迫溥仪就范。据溥仪回忆,拖到1932年3月21日板垣才见他,先表现出“颇为斯文和潇洒”的态度,青白色的脸上“笑容满面”地劝溥仪接受“执政”一职,并表示“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可是溥仪非坚持“皇帝”称号不可,于是板垣收起笑容,口头上宣统帝的称呼又变成了阁下,冷冷地要溥仪再考虑。第二天一早,板垣就把溥仪的贴身“臣僚”们叫去,要他们向溥仪传达“最后的话”—“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其实这时日本军方正受到国际国内两方面压力,还舍不得丢掉溥仪这块招牌,板垣的虚声恐吓如同押宝,要是溥仪真的不肯,板垣无法交差,只能“引咎辞职”(见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可是毫无骨气的溥仪经不起一吓,当天马上接受,建立伪“满洲国”的罪恶交易就此拍板,板垣也从此奠定了发迹的基石。这一下子板垣真是得意忘形,他在当天晚上为“未来执政”举行的宴会上举杯豪饮,并对着溥仪发出怪声大笑,把早时装出的斯文正经丢得一干二净。
对于东北各地的实力派人物,板垣也以武力威胁和利诱招降两手并用。马占山最先起兵在江桥抗日,关东军一面以重兵围攻,另一方面板垣又亲率少数随从闯入马占山防区,表示“本人钦佩马主席英勇,此次专为亲善拜见而来”,并许以黑龙江省的军权,随后又引诱马占山就任伪满的军政部长。但后来,马占山很快又反正而去,许多日本人认为这是板垣第一次失算上当。板垣还曾想把原东北军的元老张作相拉来充任伪职,结果被张拒绝。因为板垣四处奔走制造伪满“有功”,1932年8月他被晋升为少将。
板垣在伪满洲国建立当年,又参加制定了关东军对东北人民“继续实现帝国的威力压迫”的政策。1934年底,板垣升任关东军副参谍长,并兼任伪满军政部顾问。他到任后即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残酷镇压东北人民的“肃正治安”政策,包括旨在对付抗日联军的最毒辣的“集团部落”通令。1935年夏天,东条英机被调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一时有“重铊板垣、剃刀东条”之称。这一对狼狈为奸的搭档,作为伪满“治安”的主要负责人,指挥日伪军对抗日军民反复实行大“讨伐”。1935年日军仅在清原县(今属辽宁省)就屠杀了群众一万余人。为了断绝抗日联军的接济来源,日伪军从1935年起,把东北山区的500余万农民赶出家园,归并到武装看守的“集团部落”中,不肯走的农民都惨遭屠杀。这样,使得白山黑水间的千万个村庄变成焦土,许多山区成了凄凉的无人区。
魔爪伸向全中国
日本军阀侵占中国东北得逞后,使得日本国内又掀起了一片“八纮一宇”(即把世界都归于天皇的一统之下)的叫嚣。据接近板垣的人回忆,这时的板垣在公务之余,总是挥毫书写“八纮一字”这4个字,到处张贴,并自诩这是“以自身实践道义立国的精神”。在这种“立国精神”的鼓动下,1933年,关东军越过长城向华北进犯,板垣又窜到天津担任特务机关长,以各种特务活动配合军事进攻。他指挥秘密谍报点的无线电假借中国军队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撤退命令,并秘密拉拢杂牌军破坏国民党中央军。当国民党政府一再求和,日本最高统帅部考虑到国际形势要求关东军停战时,板垣还提出:“不要上中国缓兵之计的当”。塘沽协定签订后,板垣在关东军内负责“内蒙工作”,曾亲自出马到内蒙德化,操纵伪“内蒙自治军政府”的军队向绥远进犯。1936年秋,板垣还制定了对青海、新疆和外蒙进行渗透的《谋略计划》。这时的板垣已是恶名传遍全中国。副官向他报告说,中国人认为日本人中最可怖的就是板垣,板垣听后竟得意地哈哈大笑说:“中国人的害怕不是没有道理的。”
1937年春,板垣就任驻广岛的第五师团中将师团长,另外两个“中国通”矶谷廉介和土肥原贤二则担任第十、第十四师团长。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统帅部最先决定动员第五、第十、第十四师团,并狂妄地扬言:“板垣,土肥原、矶谷三位师团长一出马,不是就能一举解决事变么!”板垣于7月中旬率部到达平津时,日军中央统帅部的作战计划还只限于出兵平津和青岛地区,板垣却力主进兵山西和济南,并说根据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控制华北必须控制山西。板垣的第五师团当时是日军中历史最久、装备最精良的师团,就此担负了在华北机动作战的任务。
板垣在率领第五师团(并附属关东军一部)向晋北进攻时,一路又大肆烧杀淫掠。据战后统计,日军第五师团仅在1937年9月9日后的一个月内,就连续血洗了阳高、天镇、左云、灵丘、朔县、宁武、原平7个县城,屠杀了1.6万以上的无辜百姓。9月30日日军占领宁武后,还故意开城门招回逃难民众。10月2日上午日军突然关闭城门,诡称开会,把许多群众赶到师范学校操场开枪集体屠杀。随即日军又逐户搜查,搜出男人就用铁丝穿透锁骨,一串串地拖出集体屠杀,搜出妇女则野蛮蹂躏,然后虐杀。在这一次大屠杀中,宁武城内即有4800人遇害。这些罪行同南京大屠杀一样,正是板垣等一伙昭和军阀一贯主张的以恐怖威吓中国人民的野蛮政策的体现。
1938年6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为解决日军在中国深陷泥沼的问题,把正在徐州前线的板垣选为陆军大臣。板垣回国后连任近卫、平沼两任内阁的陆相,共一年又三个月。他一直主张以扩大战争,并同德、意结盟来尽快压迫蒋介石求和,同时还加紧布置在中国组织伪政权。诺门坎事件发生时,他不顾军部其他人反对,决定派一个师团去作战,结果该师团几乎被全歼。由于侵华战争打不开僵局,德国又不同日本协商即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使得板垣不得不随平沼内阁全体总辞职。1939年9月,解除陆相职务的板垣又被派往中国任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
这时的板垣已日益陷入焦虑之中。他到任后,首先加紧部署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要目标的“治安战”。他根据在东北镇压抗日武装的经验,强调政治和军事结合,在残酷屠杀扫荡的同时,还到处建立“灭共委员会”、“新民会”等伪组织,企图与共产党争夺群众,以釜底抽薪的办法达到“肃正治安”。但是在解放区军民的英勇抗击下,日军的“治安战”一再受挫。
1941年7月,板垣被授予大将衔,调任朝鲜军司令官,最终离开了中国。此后,板垣还一再对在中国诱和失败而表示“遗憾”。
可耻的结局
板垣在朝鲜军任司令官近4年,因朝鲜军是后方部队,板垣主要的任务就是搜刮物资以支援“大东亚战争”。1945年4月,板垣被调往新加坡,接替土肥原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到任后,板垣即加紧囤积粮食和物资,准备和盟军进行持久战。8月10日,日本向盟国乞降,板垣闻讯后马上致电东京要求坚持战争,并为大本营决定放弃“满洲国”退守朝鲜而表示伤心。可是这几声哀鸣已无济于事,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了投降诏书,板垣也只好表示“承诏必谨”。9月12日,板垣代表日本南方军在新加坡参加了向东南亚盟军投降的仪式。
日本投降后,延安八路军总部即宣布了板垣征四郎为日本侵华的首要战犯之一。当时占领日本的美军当局却首先忙于追究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战犯,只是在中国方面的要求下,才于1946年4月下令拘捕仍在马来西亚管理残留日军的板垣,并把他送往东京受审。
在长达两年多的东京审判中,板垣一直为自己犯下的各种罪行狡辩,胡说什么“满洲国”是“自发”建立的,自已是一向致力于中日和平的,等等。然而法庭根据大量不容抵赖的事实,判定板垣和土肥原系犯罪条款最多的人。板垣从入狱起就知道罪无可赦,尽管据看管他的美国人反映,他是“在押的被告中显得最轻松乐观的人”,始终有一副“开朗、残忍、泰然自若的态度”(商务印书馆《天皇的阴谋》上册556页),然而他毕竟掩饰不住空虚和绝望的心情,在狱中不断大念佛经。1948年11月23日晚,根据法庭判决,板垣和东条等7名甲级战犯被送上了绞刑架,罪有应得地结束了他们可耻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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